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之间寻找最优解？习总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深刻阐述了新征程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其中第一条即是“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3月6日，习总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作出新贡献。
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寻找最优解？面对复杂局面，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力？
△翟 青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部原副部长（左一）；钱智民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左二）；魏源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右一）。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
总的来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同时高质量发展可以为高水平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不可否认，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段时期内，我国一些地方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一度出现过发展向自然过度索取，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违法填湖填海、耕地上山、挖田造景、挖山造城、毁林建房等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党的以来，习总着眼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国情和严峻形势，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近年来，我们都感受到，各地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认识明显提高，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明显增强。“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批违法违规项目被依法查处，一批传统产业得以优化升级，一批绿色产业实现加快发展。
比如，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这几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京津冀蓝天白云已经成为生活常态。江苏南通市五山地区滨江片区大力整治“散乱污”企业，拆除违建，修复腾出岸线，打造绿色走廊，重现昔日大江美景。
这些成功实践充分证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水平保护是重要支撑，三者辩证统一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把握的重大关系，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重大考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用类似寓言的形式，批判了化学药剂在农业生产中的滥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以及对人类健康和繁衍的严重影响。这本书影响巨大，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促使各国人民逐渐形成了环境共识，也就有了后续联合国发布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21世纪议程》（1992年）和《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等深刻引领世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理念。这些理念创新反过来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提供科学指引。
一直以来，发达国家走的都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在吸取经验、教训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性地发展和总结出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内在统一的系统思维来把握、衡量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其中重点提一下“创新”。将创新定位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维度是中华民族内在禀赋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所在。
因此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通过科技创新与科技支撑，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过去我们总提到，这是我国“弯道超车”的机遇，但也可以探索“换道超车”。不走过去的道路，那可能是泥泞小路，而我们走上一条塑胶跑道，跑起来自然要快得多，这条路就是我们寻找的、不同于以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记者：习总强调，通过高水平保护，可以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从您个人经历看，高水平保护为发展带来了什么？
人类从柴薪到煤炭再到石油的能源中，我国处于落后水平；而当前在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中，我国新能源、电动汽车和智能控制技术大多处于全球并跑或领跑地位。
2023年我国清洁能源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达到11.4万亿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能源投资约2.8万亿元，拉动各行业增加值超10万亿元，带动就业人数超2180万人；风机整机、光伏组件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65%和85%，全球十大光伏组件、风电整机、动力电池厂商中，中国分别占了8个、6个和6个，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巨大的技术、产业能力和市场空间将给我国引领全球能源，推动工业和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习总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能源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特别是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已成大势所趋，科技创新成为大国竞争“主战场”，掌握颠覆性的新能源技术，有利于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
再比如，习总提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面向“双碳”目标，我们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由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能源转型。在这过程中，将推动我国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将新增大约139万亿元的投资，有利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也建立了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如按照2023年欧盟碳市场交易主体、换手率和交易价格进行测算，我国碳市场年成交额将超过2.5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原油贸易总额。未来，中国碳市场的碳定价机制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减缓气候变化的晴雨表。中国碳市场将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平台。
过去我们总提到，这是我国“弯道超车”的机遇，但也可以探索“换道超车”。不走过去的道路，那可能是泥泞小路；而我们走上一条塑胶跑道，跑起来自然要快得多，这条路就是我们寻找的、不同于以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基于长期从事区域流域水污染控制研究与应用的经历，我深刻认识到重大生态环境需求将催生重大突破，包括科技突破、管理突破和产业突破。
例如，近年来，生态环境监测产业发展迅速，在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中带动了从仪器设备到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再到航空航天等一系列领域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科技方面，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999年，中国膜产业总产值约为28亿元人民币，仅占全球总产值的1.7%；到了2014年，首次突破千亿元，2022年产值超过3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总产值35%以上。“十四五”期间，中国膜行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12%，预计2025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工业领域反渗透膜的应用规模超过2700万m3/d；膜生物反应器系统（MBR）建设规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世界范围内单体规模≥10万m3/d的市政污水MBR共有62座，其中40座位于中国，总处理规模（峰值）占比63%。就在北京，槐房再生水厂为全地下式建设，是世界上已投入运行的最大规模的MBR工程。
例如北京的再生水用量从2008年6.0亿m^3，占用水总量的17%提升到2022年12.05亿m^3，占用水总量的30.1%，不仅有效实现了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改善了河湖水环境质量，节约了水资源，还有力促进了我国水务产业和膜产业的发展。北京就诞生了众多知名的环保产业公司，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让经济社会发展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量更足。
记者：不可否认，在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同时，部分领域和部分行业的确经历着转型的阵痛。尤其在经济复苏的当下，出现了对“环保放松”的观点和行为。您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在您看来有何解决的办法？
从我从事的工作和近年来参加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经历来说，的确一些地方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仍树得不牢，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仍然没有转变。一些地方仍存在当地自然禀赋好、生态环境优、环境容量大的认识误区，对生态环境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或脆弱敏感的客观实际认识不足，对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熟视无睹。
但即便有一些不足、有曲折，但从领导干部到广大公众心中都有一个共识：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不可能长久。
一些转型中的“阵痛”正说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保护仍任重道远，绿色发展也需要久久为功。
实践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通过绿色转型，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水平保护可以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通过各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产业与扶贫”“生态与生意”互促共赢的新路子。我们在督察过程中也发现，被督察对象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围绕服务区域重大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获得了长远的发展；通过绿色低碳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出新的价值。
我们也的确遇到过这些情况。例如，根据近年来中央环保督察的结果，南方城市普遍面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状况，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大力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但这需要巨大的经费投入。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出现资金紧缺状况，推进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困难都是短期的，并不是认识不到改善的重要性，而是在面临促发展、保民生和保护环境的要求进行统筹时安博体育，需要有更多科学、精准和智慧策略。比如，地方政府需要调整策略，分类分区分步施策，一方面可通过科学谋划，调整污水管网建设的范围和年限，另一方面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等，形成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等。
记者：“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同时从国际到国内也面临着多线条和多领域相互叠加、相互联动的复杂局面。在这样的状况下，您认为生态环保领域下一步的关键抓手是什么？有何建议？
一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高压态势，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底线。强化环保政策同其他政策统筹，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前端减排、全程监管、协同增效，为高质量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增绿添金”，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要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把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将系统观念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碳达峰碳中和的优化、引领、倒逼作用，注重源头预防、前端减排、全程监管、协同增效，推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标志性战役，围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靶向发力、科学治污。敢于动真碰硬，抓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坚持高质高效、举一反三、长效长治，既提升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又为优质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三要坚定不移贯彻“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因地制宜、科学施策，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既不能冒进，也不能保守，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又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定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齐步走”“一刀切”，坚决反对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坚决反对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用以实打实、不掺水分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取信于民。
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近代社会强国的更替都伴随着能源及相关技术的突破与迭代。因此，要抓住能源百年变局的历史机遇，把能源先行作为国家重大战略。
但能源先行涉及经济、科技、产业、乡村振兴、生态环保、金融、国防、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并统筹各方力量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具体来说：一是加大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实现高质量的“以进促稳”。加大对县域能源的投资，还可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
二是加强清洁能源科技创新。就像英国抓住柴薪到煤炭、美国抓住煤炭到石油转型机遇一样，我国要紧紧抓住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的历史新机遇，抢占全球新能源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大力增加清洁能源科研投入，以设立重大示范项目加强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加大能源电力价格市场化力度，更好发挥价格信号作用，实现各类能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和协同消纳。进一步完善碳市场规则，加快建立电碳衔接机制。
四是加大海外新能源投资力度。加强国际标准研究制定，巩固“新三样”的优势地位，提高我国在世界能源绿色转型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作为科研人员，我更加关注加强科技支撑的作用。要以科研院校为主力，实施“一地一策”开展驻点跟踪研究，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
作为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将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有机嵌入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比如，通过体系构建可以推动决策过程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让生态环境治理更“聪明”；通过数据共享，建成生态环境数据“一张网”，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向协同化转变等。
未来我们要通过这些措施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让经济社会发展含绿量更高、含碳量更低、含金量更足。